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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朝梁诗人王僧孺生平简介一生有哪些知名作品

发布时间:2021-01-06 12:53:56 阅读: 来源:遮阳挡厂家

南朝梁诗人王僧孺生平简介,一生有哪些知名作品?

王僧孺,字僧孺,东海郯(今山东郯城)人。

魏卫将军王肃八世孙。祖父王准是南朝宋司徒左长史。父亲王延年,家道中落。僧孺五岁时就能读《孝经》,六岁能属文,因家贫,常帮人抄书,所写既毕,内容都背诵无误。南朝齐时担任太学博士,因善辞藻入幕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,编撰《四部要略》,与任昉有往来,与沈约、任昉并为当时三大藏书家。南朝梁初官至御史中丞,后任南康王长史,被典签汤道愍所排斥。天监十年,转徙至南徐州。工于书法,《南史》本传说他“善楷、隶”。晚年患有“癫眩屡动,消温频增”之病。作品都散佚,明代张溥辑为《王左丞集》,收入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。

家族背景

王僧孺祖上,为南徙的王姓望族,从魏至晋历世显奕。可是到了王僧孺的父亲王延年,家道中落,生活清苦。为了维持生计,王僧孺的母亲不得不“鬻纱以自业”,王僧孺也不得不“佣书以养母”(《南史》本传)。王延年在世的时候,王僧孺五岁就开始读书,6岁就能写文章。王延年的逝去,王僧孺虽然失去了场屋之学和严师训练的条件,但他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。他排除窘迫生活的侵扰,边抄书边诵习,从而不仅使他博览了三坟五典、五经六艺,还旁涉多种杂家著作,为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奠定了基础。之后的整理《百家谱》,撰成的《十八州谱》、《东南谱》均有赖于此。

虽然王僧孺为当时的饱学之士,然而于宦途多不顺遂。在齐,是曾参与了萧子良主持编撰的《四部要略》,但“俱为学士”而已;萧长懋慕其名,曾召为“官僚”,而萧长懋的死又堵塞了上升的门户;终于齐,出为晋安郡丞,“仍除候官令”(《南史》本传)。人生的不尽得意,发言为诗,铸成了“万行朝泪泻,千里夜愁积”(《夜愁示诸宾》)的名句;泼洒为乐府,积成“不许跨天山,何由报皇德”(《白马篇》)的哀怨。任昉的慧识,曾造成处于泥途挣扎的王僧孺的转机,除尚书议曹郎,迁治书侍御史,后来出为钱塘令。但齐不久崩溃,一时的葳蕤顿时凋谢。

荣誉

南朝梁立国之后,王僧孺被召为临川王后军记室参军,“待诏文德省,寻迁南海郡”。王僧孺受宠若惊,并期冀于南海有所作为。南海为梁的对外门户,过去的郡守只不过是坐地官商,从转手中谋取私利,中饱宦囊。王僧孺有睹于此,不胜感慨地说:“昔人为蜀郭长史,终身无蜀物。吾欲遗子孙者,不在越装。”并着手扭转吏风,颁布了《南海郡求士教》,以寻求贤材的佐助。因此王僧孺在南海视事才“朞月”,就取得了人民的爱戴。当他被征调回京的时候,“郡民道俗六百人诣阙请留”。回京,“拜中书侍郎,领著作,复直文德省,撰《中表记》及《起居注》,再迁为少卿,出监吴郡”,后回京“参大选,请谒不行”(《梁书》本传)。当时梁的吏治腐败,以至“天下宰少”“罕有廉白者”(《梁书·贺琛传》)。于此境下,似王僧孺可谓凤毛麟角。

作为

在任昉逝去的后一年,王僧孺出为南康王萧绩的长史,“行府、州、国事”;天监十年,王僧孺又随萧绩转徙至南徐州。就在这一年,王僧孺却遭受到沉重打击,并且“逮诣南司”(《梁书》本传),王僧孺还不得不诚惶诚恐地的写作《逮诣南司辞府笺》,请求萧绩“借其从容之辞,假以宽和之色”予以斡旋。关于这次事件,《南史》与《梁书》记载不同。《南史》说养妾,《梁书》则认为是弹劾者汤道愍报复;后人则一般认为纯系诬陷。这时王僧孺已行年50,又患有“癫眩屡动,消温频增”之病,处在“委仕任期,故不复呼医饮病”的境地。然而他仍然在挣扎着,写成致友人《与何炯书》以自明心迹,并喷射出对迫害他的邪恶势力的愤怒火焰。该书如泣如诉,有着裂人肺腑的感染力,系全梁文中少见的佳什。另外,王僧孺还在“忧患之余”,写成多篇“文辞危恻”(张溥:《王左丞集题辞》)的诗文如《送殷何两记室》、《答江琰书》等,不只繁富了他自己的创作,还与时尚的绮靡文风分庭抗礼。

作品

天监七年(508年),任昉于新安任所死去,这时的复古势力猛烈地朝任昉扑去。任昉与王僧孺为忘年之交,也是当时文学战线上新声的中坚力量;王僧孺为实行自己的文学主张,还写作了“不独新声善变,更多达言深意”(张溥:王右丞集题辞》)的《为韦雍州表》。不论是从私谊,还是从志趣所好,王僧孺都不能保持沉默,于是迅即写成《太常敬子任府君传》,以传述任昉平生回答那些毁诋者的攻击。王僧孺认为:前一代有影响的作家有所短,重要的是在变新中以扬长避短。任昉的“亹亹之功”就在于:他以苦志于学的精神,使其具有了渊博的才华,改变新的文学创作“若闻金石,似注河海”,其中“笔记尤为典实”。从而肯定了任昉的文学地位及在文学变革中的作用,给袭古派以沉重打击。

王僧孺现存诗30多首。其中不少是写妇女的,除了一些描述弃妇哀怨之作外,一般价值不高。但他另外有一些乐府诗,吐露早年报国立功的抱负,如《白马篇》中的“瀄汨河水黄,参差嶂云黑;安能对儿女,垂帷弄毫墨”;又如《古意》中的“人生会有死,得处如鸿毛,宁能偶鸡鹜,寂寞隐蓬蒿”,都颇为豪壮。而齐梁某些诗人的咏从军之作往往归结为眷恋家室,其情调很不一样。他的《落日登高》,对"争利亦争名,驱车复驱马"的时尚有所讥讽;《伤乞人》则表示了对贫贱者的同情,可能是遭谗弃官后所作。《中川长望》、《至牛渚忆魏少英》等诗中,也有一些写景佳句。上述内容的诗歌在梁中叶以后,是比较难得的。

王僧孺还写了不少骈体应用文。其中有些书信,如《与何炯书》、《答江琰书》等,抒发了失意的悲愤和隐遁的愿望,富有真情实感。特别是《与何炯书》,悲愤之情溢于言表,很有感染力,象"严秋杀气,万物多悲,长夜辗转,百忧俱至。况复霜销草色,风摇树影"等句,抒情意味也比较浓,在南朝骈文中是一篇不错的作品。但在当时文坛风气影响下,他的诗文用典较多,未免艰涩之弊。

王僧孺的著作尚有《十八州谱》、《百家谱》、《东宫新记》等。均已散佚。明代张溥辑为《王左丞集》,收入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。

藏书

幼聪慧好学,家境贫苦,6岁能属文,其父早逝,他只得靠抄书卖钱来养活自己和母亲,他每当抄完一本书基本能背诵。遂有藏书之志,并博览三坟五典五经六艺,书法绝妙。入齐后,官为太学博士,历任晋安郡丞、侯官令、钱塘令。至梁天监初期,除临川王后军记室,待诏文德省,出为南海太守,历中书侍郎、领著作,迁尚书左丞,兼御史中丞,后被诬陷免官,久不得复任。一生笃好坟籍,藏书至万余卷,多秘书异本,与沈约、任昉家藏书相埓,并称为南朝梁三大藏书家之一。曾以文学游于萧子良门下,诗文丽逸。精于史学,任昉对其推崇备至,称其“岂直言鼮鼠有必对之辨,竹书无落简之谬。”著有《十八州谱》、《百家谱集抄》、《东南谱集抄》、《东宫新记》、《两台弹事》等,今存不多。明人辑有《王左丞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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